“我们不是失语，而是被社会强行静音。”《震耳欲聋》中聋人群体这句台词，成为解读这部电影的关键。作为国内首部聚焦聋人反诈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影片不仅以1亿元票房证明市场对小众题材的接纳，更通过真实案例的戏剧化呈现，揭开了信息无障碍建设滞后、法律资源分配失衡、社会认知偏见等深层问题。

一、诈骗集团的“精准打击”：从慈善伪装到定制化骗局
影片中，金松峰（王砚辉饰）的诈骗模式堪称“社会工程学”的典范。他利用CODA身份融入聋人群体，通过手语直播教授反诈知识获取信任，再以“低风险、高回报”理财产品诱导投资。这种“自己人不骗自己人”的心理，在现实中屡试不爽：2023年，某聋人“慈善企业家”以创业投资为名，骗取3万余人、涉案金额近6亿元，辐射全国多个省份。

电影对这种犯罪逻辑的揭露极为犀利。金松峰在邮轮上抛撒金饰的场景，与吴阿姨点燃煤气自杀的废墟形成强烈对比，暗示财富掠夺的残酷性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诈骗集团通过抵押合同、暴力催收完成财产转移的链条，暴露了法律对聋人权益保护的缺失——大部分聋人缺乏文字阅读能力，画押、画图等“非标准”维权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常被忽视。

二、法律资源的“结构性匮乏”：从20名手语律师到83万律师总量的失衡
影片中，李淇质问助手“什么叫也是听不见的”，道出了聋人维权的现实困境。据统计，中国现有约2780万听障人士，但专职手语律师不足百人，平均每个省不到1名。这种资源匮乏导致两个后果：一是普通律师不愿接聋人案件，因沟通成本高、回报低；二是即使接案，也因缺乏手语能力无法有效辩护。

电影通过两场庭审揭示这种失衡。首场庭审中，李淇需通过特殊音效模拟聋人听觉体验，让法官理解被告因听不到威胁而失控伤人的合理性；第二场庭审则通过直播反转，暴露李淇与诈骗集团的利益勾结。这些情节看似戏剧化，实则源于现实：2021年浙江聋人诈骗案中，受害者因无法及时报警，损失超千万元却无人追责。

三、信息无障碍的“数字鸿沟”：从5G时代到2G生存的阶级差异
影片以“5G与2G”的台词，将技术差异升华为阶级隐喻。诈骗集团利用流媒体快速传播诈骗信息，而聋人群体因缺乏无障碍设施，连报警都需通过画押、画图完成。这种对比在“玩具厂大院”场景中达到高潮：聋人居民在麻将声、鼓声中彼此温暖，却对门外世界的危机浑然不觉；李淇从32楼高端律所坠落到-1层电梯间，象征着阶级跨越的脆弱性。

现实中的数据更令人震惊：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显示，仅32%的政府网站提供无障碍服务，聋人获取信息的效率不足健听者的1/5。电影中，李淇通过AI app查询80分贝声音的细节，暗示技术本应成为打破鸿沟的工具，却因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不平等。

四、社会认知的“隐性偏见”：从“善良且可怜”到“贪婪又愚蠢”的刻板印象
《震耳欲聋》对聋人群体的塑造打破了传统叙事。影片中，聋人既有因被骗点煤气自杀的吴阿姨，也有为养老孤身抵押小卖部的马叔，还有拒收诈骗资助的张小蕊。这些角色证明：聋人与普通人一样，有虚荣心、有物质渴望，也有反抗不公的勇气。

这种复杂性是对社会偏见的反击。现实中，聋人常被贴上“善良且可怜”的标签，其被骗原因被简单归结为“愚蠢”。但电影揭示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压迫：当聋因沟通障碍无法有效维权时，当法律资源向强者倾斜时，当社会对“无声者”的需求视而不见时，悲剧的发生便成为必然。

五、改变的“微光与希望”：从艺术介入到现实行动的延伸
尽管影片结局略显理想化，但它引发的现实改变不容忽视。上映后，多个公益组织联合发起“无障碍普法”行动，抖音等平台推出AI手语主播，2023年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的实施更提供了法律保障。这些改变印证了电影的终极诉求：正义的实现需要制度完善与个体觉醒的双重推动。

正如檀健次在路演中所言：“我们或许不能像主角那样挺身而出，但至少可以俯下身去，用手语倾听那些无声的呼喊。”当电影落幕，观众带走的不仅是剧情余韵，更是一种行动召唤——在现实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能成为打破沉默的“李淇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