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最高法院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答案，某些人想靠行政命令搞垄断的日子到头了。”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一则发帖，将 “对等关税” 的命运与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困局摆到了台前。这则看似预判司法结果的表态，实则是一场横跨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界的权力博弈，暴露出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深层裂痕。
事件的导火索，是特朗普政府 4 月初以 “国家紧急状态” 为由推出的 “对等关税” 政策。按照其最初构想，美国将根据贸易伙伴的关税、增值税等综合税率，对进口商品实施 “精准反制”—— 印度部分商品关税将从 3.3% 飙升至 17%，欧盟汽车关税也将同步上调。这一政策的法理依据是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，但在国会与司法系统看来，这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公然僭越。参议院以 51 票赞成、47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，要求取消相关 “国家紧急状态”；纽约国际贸易法院更直接裁定特朗普无权援引该法案征税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也以 7 比 4 的投票维持了这一裁决。
特朗普的发帖，本质是提前为政策失败铺垫舆论。他刻意将高院可能的否决，包装成 “司法捍卫宪政秩序” 的胜利，却避而不谈政策本身的争议性。从政策初衷看，“对等关税” 打着 “抹平贸易逆差” 的旗号，实则暗藏多重算计：一方面试图缓解国债到期压力，迫使中国等国债持有国让步；另一方面想借关税壁垒推动制造业回流，破解 “产业空心化” 困局。但这种单边主义操作，既违背 WTO 多边贸易规则，也引发了盟友的集体反弹 —— 欧盟已宣布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，印度则计划扩大对美军火采购的同时，削减数十种商品关税以对冲冲击。
司法层面的争议，核心是总统关税权限的边界。特朗普政府的首席律师在高院辩论中辩称，“应对国际贸易失衡属于总统国家安全职权范畴”，而原告方则援引 1930 年《关税法》，强调关税税率调整权应归属国会。这种分歧并非简单的法理之争，而是美国政治生态的缩影：当行政权试图突破传统边界，司法系统就成了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。特朗普的发帖，正是想通过舆论引导，将高院的裁决塑造成 “宪政胜利”，而非对其贸易政策的否定，从而在选民面前保住 “捍卫美国利益” 的人设。
这场博弈的最终走向，将重塑美国的贸易决策逻辑。若高院否决 “对等关税”，意味着总统的关税紧急权力将被大幅收窄，未来的贸易政策制定需重回国会主导的轨道；若维持行政权，美国的单边贸易举措或将更加频繁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特朗普的提前表态都已揭示：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下，贸易政策早已沦为权力博弈的筹码，而全球经贸秩序的稳定，则成了这场内耗的牺牲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