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戏曲四大声腔并存的格局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、地域文化融合与艺术竞争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这一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，历经明清两代的漫长积淀，从早期南戏声腔的分化，到清代花雅之争的推动，最终形成梆子腔、皮黄腔、昆腔、高腔（弋阳腔流变）四大声腔并立的稳定局面，成为中国戏曲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。

        明代中叶是四大声腔格局的雏形阶段。宋元南戏入明后，随地域传播与当地语言、民间艺术深度融合，逐渐分化出昆山腔、海盐腔、余姚腔、弋阳腔四大声腔。其中，昆山腔经魏良辅改良，吸收海盐腔、弋阳腔音律特点，形成细腻婉转的“水磨腔”，配以丰富伴奏乐器，成为文人雅士追捧的“雅部”核心；弋阳腔则以质朴通俗、高亢激越的风格扎根民间，凭借“一人唱众人和”的灵活形式广泛流传，为后续高腔体系奠定基础。这一时期的声腔分化，为后世并存格局埋下了地域与风格的伏笔。

        清代乾嘉年间的“花雅之争”是格局形成的关键推动力。以昆曲为代表的“雅部”虽曾占据主流，但以梆子腔、皮黄腔为代表的“花部”民间戏曲凭借鲜活的表现力崛起。梆子腔以板式变化体的创新音乐体制突破传统曲牌联套限制，经秦腔艺人魏长生推广风靡南北；皮黄腔则由安徽徽调与湖北汉调融合而成，兼具西皮的激昂与二黄的深沉。这场艺术竞争中，清廷虽试图扶持昆曲，但无法阻挡民间声腔的生命力，昆曲、弋阳腔也在竞争中完成自我调整，形成“南昆、北弋、东柳、西梆”的多元态势。

        道光年间，四大声腔并存格局正式确立。皮黄腔进一步发展为京剧，成为兼具雅俗的核心剧种；梆子腔分化出晋剧、豫剧等地方分支，形成庞大声腔体系；昆腔虽渐失主流地位，但以经典剧目传承至今；弋阳腔流变而来的高腔则融入川剧、赣剧等地方剧种，延续民间活力。同时，京杭大运河带动的商业繁荣使扬州、北京成为南北演出中心，促进了各路声腔的交流互鉴。最终，四种声腔在风格、受众、地域上形成互补，共同构成中国戏曲的核心声腔体系，支撑起后世戏曲艺术的多元发展格局。